《哥吉拉》Godzilla

這不是一部怪獸電影，這是一個發生在三個家族身上，由於人類的自傲，所導致的災難，在災難過後，留給生還者，永遠無法彌補的「遺憾」與「傳承」的故事。

是的，「傳承」有時候不見得是好事，有可能是壞事，就像是壞的基因帶來壞的遺傳。

故事開始於1999年（1998年是好萊塢頭次翻拍的《酷斯拉》上映，那部片滿足了大家對於怪獸蹂躪都市的想像與趣味，但《哥吉拉》的目的不是如此），在日本核能電廠服務的美國科學家布洛迪（布萊恩克蘭斯頓的演出無懈可擊，帶給這部片任何特效都無法達到的真實性），在電廠遭到不明災禍襲擊，只能眼睜睜看著妻子殉難，留下他與兒子相依為命。

當十五年過去，布洛迪還是無法忘記、也無法擺脫害死妻子的自責，想盡辦法要回到核能污染的封鎖區，找到當年那場不明災禍發生的真相。而應該與他相依為命的兒子福特，卻入伍從軍，成了拆彈專家，與父親形同陌路。當他們經過無數次的冷戰，回到當年緊急撤離的家園，才發現原封不動等著他們的，不只是當年那個家，還有當年的那頭怪物。

一如六十年前日本拍攝的第一部《哥吉拉》電影，是在講述廣島核子彈所帶來的災難、與世代相傳的災害，只是藉由具體的巨型怪獸，表現出對於人類操弄核能、妄想控制大自然的愚蠢下場。2014年的《哥吉拉》，當然是在講述「311震災」，所導致的福島核能電廠外洩危機。你看，即使經過六十年後，人類還是落得「妄想控制大自然」的愚蠢下場，《哥吉拉》象徵了近年所發生的巨型災難。
當年的核能危機撕裂了布洛迪父子、造成他們無法修補的親情；新的核能危機，也引發了巨獸甦醒再襲，威脅到福特的妻子與小孩，危機、悲劇，不斷地重演，「遺憾」仍然當前，「傳承」下來的只有後悔莫及。而當渡邊謙飾演的芹澤博士，面對美軍指揮官一再提出，以核彈攻擊巨獸的軍事行動，儘管是完全反對，臉上卻只有淡淡的遺憾，以及完全沒落身影。這種肢體語言透露出的的無能為力，是人類對於天災人禍，以及深信核能可以解決一切的愚昧，所作出最大的抗議。最後，芹澤博士掏出了那只永遠不會再動的懷表，美軍指揮官看了，發現原來懷表早停在當年廣島原爆的瞬間。

芹澤博士只是淡淡地說：「這是我父親的。」

痛失妻子的布洛迪是電影中第一個被巨獸摧毀的家庭，福特急於拯救的妻小是片中第二個被巨獸威脅的家庭，而芹澤博士，象徵世界第一代遭到核災的家庭。他們各自不同的遺憾，有意無意間，「傳承」給家族的下一代。

這也是為什麼，《哥吉拉》不是一部巨獸蹂躪都市的電影，而是充滿人類狂妄自大、無法言喻悔恨的電影。無論是哥吉拉在夏威夷現身時的海嘯（呼應南亞海嘯的苦難），或核能電廠孕育出的巨獸，乃至於核廢料場被挖開的大洞，一個又一個地球上的千瘡百孔，不斷地提醒著我們。

芹澤博士淡淡地說著：「人類妄想著控制大自然，其實恰好相反。」

在平淡的語氣底下，那是無法言喻的痛苦。

《藥命俱樂部》Dallas Buyers Club

在《藥命俱樂部》電影的開頭與結尾，劇中人都在玩一種非常危險的「騎野牛」的比賽：只要你能在未經馴服的野牛背上騎上八秒鐘、不會被甩下來，你就算贏了。

這當然不是編導無異的安排，「八秒鐘定生死」的遊戲規則，說明了主人翁朗（Ron Woodroof）的人生觀：「只在乎曾經擁有」，曾擁有就是贏家。但朗不是「騎野牛」比賽當中，挑戰八秒鐘內不被野牛甩下來的牛仔。相反地，他是那頭野牛，用盡所有的力氣，把社會加諸在他身上的枷鎖與束縛，竭盡所能的甩開。

電影帶領觀眾回到1985年，那個是個對愛滋病一無所知、懵懵懂懂的年代（當然現在也好不到哪去，大家對於這個疾病仍舊有許多誤解、恐慌、以訛傳訛）。朗過著不受社會成規拘束的生活，一昧地追求他想要的刺激人生，沉迷在：酒精、毒品、性愛、把妹、賭博，所有能讓「人生得意需盡歡」的事情，他都參了一腳。直到這天，在工地發生意外被到醫院後，從昏迷中醒來的朗，被醫生告知已經診斷出HIV病毒，而且愛滋病已經發作，他體內的免疫細胞數量已經少到不能再少，最多只有30天的壽命。

朗聽到醫生宣布的死訊，頭一個反應不是「我沒有病」，而是臭罵醫生指控他是個同性戀者（在那個年代，對於同志的稱謂永遠是難聽的污名，這部片恰好帶領我們溫習的一遍）。是的，在當年，愛滋病被誤解為只有同性戀者才會罹患的疾病（可是現在也有不少衛道人士還是如此相信）。朗不在乎自己能活多少天，而是在乎自己居然得到只有「死玻璃」才會得到的病，完全描繪出這個人物的狂妄與自大。

只是所有的狂妄與自大，都不是打敗愛滋病的特效藥。在當時愛滋病的研究才剛起步，藥廠也才開始針對某些藥物進行臨床研究，但對於許多類似朗的病人而言，等到FDA（藥物管制局）核准藥物上市，恐怕人命都已經歸天。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，朗帶著僅有的積蓄，投靠傳說中墨西哥境內可以幫他忙的「密醫」。這段經歷讓他發現，原來已經被社會大眾所鄙視、唾棄、任其自生自滅的愛滋病患者，只好靠著被體制所排擠的管道，才能找到活下去的希望。

於是朗組織了「藥命俱樂部」，雖然他不能販售藥物，但透過會員俱樂部的模式，收取入會費用提供給會員藥物，以此圖利（就算他命在旦夕，但還是要找機會賺錢發財）。諷刺的是，即使他靠這方法謀利，對於同性戀者仍然充滿了鄙視，人都走到同志酒吧門口外兜售藥物，就是不願走進去招攬生意。唯一願意對朗伸出友善之手的，是男扮女裝的跨性別者蕾（而跨性別者，往往又是同志族群當中，最被排擠與鄙視的一群）。

朗與蕾兩人從相看兩厭，最後同病相憐，不得不彼此依靠，發展出的病友情誼，成為他們一路追逐希望、衝撞打壓愛滋病患者體制的動力。從原本只是想「我要活下去」的動機，最後帶領其他病友對抗FDA、對抗企圖壟斷市場的藥廠，爭取更多新藥的核准上市，讓原本觀眾毫無同情之處的朗，變成整部片最能打動人心的角色。電影沒有對這個人物一昧吹捧，反而多方面描寫的行為；他既是一個縱情聲色、貪生怕死之徒，卻能面對死神不斷動腦筋、鑽頑固體制的漏洞，想出各種應對之道，又顯得活力十足、永不放棄。從電影一開始對於同性戀者的厭惡，後來在人生路上攜手奮戰的勇氣，讓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情義相挺。

《藥命俱樂部》雖然是描述朗人生當中的最後一段歲月，本該是讓人不忍卒睹，卻意外地拍出人生走到盡頭才激發「勵志」的效果。朗所對抗的其實不是病魔，而是世人對於愛滋病的誤解與恐懼。